摘要：宪法评价是主体的一种认识活动，是一种以把握宪法的意义或价值为目的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说，它要揭示的不是宪法是什么，而是宪法对于主体意味着什么，宪法对主体有什么意义。 ...
如前所述，基于民众的委托，管理公物不仅是政府的权力也是其信托义务与职责之所在。
而对于法律系统而言，政治系统关于宪法生成的一整套叙事也为法律系统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指涉，从而有助于法律系统隐藏自身的悖论。简单来说，这是通过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系统与环境的共振（resonance），随后在系统内部制造了一个信息，系统根据该信息做出内部的自我调整，对环境刺激做出回应。
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分权的概念，都被视为对主权的挑战，也是对秩序的挑战，因此是不可容忍的，不存在宪法的概念。除了这些特定的对外界刺激保持敏感的渠道之外，外部环境的因素就不再能够对人的生理系统产生直接影响。那么，社会系统也是既封闭又开放的，并且封闭构成了开放的前提。从结构耦合的理论看，前者是经济系统内部制造出来的信息，而后者其实是经济系统经由结构耦合的形式，对政治系统刺激而使得政治系统内部制造出来的信息大脑借助眼睛而在相当狭隘的感觉宽频之内与其环境进行耦合，例如在色谱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眼睛所看到，然而，正因如此，大脑才不必对外界所有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使得大脑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与资源，组织起内部的复杂性，从而在大脑内部建构起巨大的结构化能力和充分利用系统所接收的有限和少量外部刺激的巨大能力，大脑正因此使得整体器官保持着对环境极其罕见的高度敏感。
对系统而言，一项刺激的出现，意味着给系统提供了在多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相关选择的机会。摘要：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争论的焦点是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而系统论宪法学揭示现代宪法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宪法同时具有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双重属性。这无疑是对既有国家所有权制度的逻辑扩展与理论延伸。
正是因为气候资源的公物属性，国家只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和基于公益保障的管理权，社会成员作为公益信托受益人，具有以不影响公益为前提的非排他性使用权。[23]参见彭涛：《法国CGPPP的公共财产法律制度及其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尤其当经济性利用与生存性利用发生冲突时往往后者优先。[81]着眼于现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框架，需要不断探索完善协商式民主，通过客观、理性地审议、讨论和对话，促使公民、组织以及不同的利益团体等能够彼此了解并尊重对方的主张和诉求，进而基于理性审慎的协商，以公共善治的实现为目标，达成立法和决策的共识。
其中国有乃是指两者在宪法层面均属国家所有，而私和公则是就民法层面而论，两者的民事权利状态截然不同，进而引致行为规则、法律责任乃至救济形式大相径庭。在我国，对涉及作为公物的自然资源的目的性用途变更等重大事项，作为下位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均无权代表全民意志，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机制的确立，已然触发政府与市场关系从限定市场、余外政府向限定政府、余外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伴随着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我国公物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民营化，然而所谓的公物民营只是基于公物管理权的委托而产生的具体公物管理行为的民营化，而非公物管理权本身归属之转移。[75]参见刘尚希、吉富星：《公有产权制度：公共资源收益全民共享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因而收益享有权在国有私物的产权权利束中必然处于关键地位。
[69]具而言之，一方面政府要承担监管职责，结合具体公物管理的特质，对公物民营主体施以准入监管、价格监管、质量监管、退出监管，依据财政可行性原则厘定具体管理政策，明确民营主体遴选机制和退出机制，对准入标准、资质认定、登记审批等予以规范。(二)着眼于公共善治的政府与市场分权[50] 产权不仅是作为在国家强制实施下，一种对于人们对资产拥有权利加以拱卫的制度形式，也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一种使得人们能够对资产拥有权威的社会机制。基于现代市场经济发育和公民社会构建的现实维度，其价值目标不仅在于实现个体性的、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加眷注于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以及利益最大化之实现。[30]当然公众用公物也包含那些可能存在使用者付费的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停车场等，但非经法律明确授权，私人不得从中取利即举办者或出资者不得从中直接或变相获取资本收益，[31]此种收费亦不属于私法上的付酬行为。
[57]另一方面，国有私物的公益性特质亦为现代国家普遍干预其利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提供了较好的旁注。究其根源在于公有产权制度残缺，公有制尚未有效落实。
这意指政府可以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中选择，但无论政府如何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都是对政府有利的，甚至政府获得了没有义务的权力。公共财产本质上归属全体国民所有，这决定了政府作为法律上的所有权人应当服从于全民的意志、服务于全民的利益，其作为受托人所享有的主要是一种纯粹的管理性权利——为受益人的利益而实施管理活动，未经委托人许可不得自行处分信托财产。
[43]参见史际春、肖竹：《论分权、法治的宏观调控》，《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这就需要基于云储存、大数据预处理和挖掘技术支持，对海量数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32]尽管囿于文化和传统等差异，理论界对公物性质的认知不尽相同，形成公所有权说管理权说人民所有权说等诸多学说，但其目的都是为保障公民享有利用公物之权利，约束公物管理机关之恣意。而国有营运资产和最终可转化为资源性产品的可消耗性利用的自然资源等显然可归于国有私物之范畴。根据法经济学一般原理，实施双向激励乃是有效预防侵权的前置条件。1957年《法国国有财产法典》第L.2条规定：公产是那些基于自身性质或由于政府指定用途而不能享有私所有权的国有财产。
[66]这本来就是国家作为管理者所应向社会提供的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当然不应该被专属利用也不应收取费用。[62][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61页。
[42]参见谢次昌、王修经：《关于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不宁唯是，大数据时代为公有财产的管理和利用创造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如何着眼于公共属性，有效挖掘分析相关海量数据，并依托数据驱动创新，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公私协同合作和收益优化共享亦成为公有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全新命题。
民众对国有私物收益取得、分配、使用显然最具发言权。[4]然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异质性，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过度私有化不可避免将诱发反公地悲剧，产权的碎片化亦可能导致资源的闲置或使用不足。
它逾越过往对财产为谁所有的路径依赖，强调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财产社会化联合和占有，着眼于公共、共享更加眷注于为谁所用，以彰显公共财产的公益性和社会性。[63]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48]作为受托人，政府所取得的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不仅无权享受公共信托利益，还要谨慎勤勉地承担对公共信托资源的用途冲突等进行协调等责任。前已述及，在我国，公共财产的概念耦合关联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国家所有权制度。
作为一个法哲学命题，国家应该秉持怎样的分配正义来对待国有私物收益的社会分配？[73]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关产权的法律决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法律让剥夺者把人民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67] 对与民众生存或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众用公物如绿地、广场、道路等，国家须积极行使管理职能，保障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在不影响公益之前置要件下，于合理范围内自由进行非排他性使用。
[39]马克思关于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产权理论为公有产权配置指明了方向：着眼于法治的框架让权能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有效配置，实现产权结构化进而形成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公有产权构造。[17]尽管《物权法》在第45条因之衍生出一个国家所有权代表行使的规则，即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其所有权。
[54]例如，《墨西哥民法典》第768条明确规定：公用财产不得转让，也不因时效而消灭。突出表象之一是公有制悬置、资源配置市场化畸形、公共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收益全民共享机制不健全等，在一些领域甚至呈现脱法状态。
第770条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可以对其进行一般利用。二是向公众开放使用，但由于使用目的受到限制其上存在形式上的所有权或称准所有权的，如公园、高速公路、机场等。[18]其次，目下国家所有权的立法功能焦点乃是为政府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提供正当性基础，申言之，国家所有权的法律表达重点应在于义务与责任，而不应在于权利与所有，否则就极易遁入私法。我国曾在物权法建议稿中将这类涵括公共使用因素的公益性财产，称之为公用物。
若将矿业权价款仅定位为资本的权益，则可能导致矿业权价格被严重低估，从而引致资源权益的大量流失，在制度层面诱发社会分配不公。[56]一方面在契合公共财产公益性和社会性之前置要件下，对最终可转化为资源性产品的可消耗性利用的自然资源、国有营运资产等国有私物的利用，要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保障各市场主体都有平等地获取公共资源的机会，同时确保各产权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自觉贯彻平等、自由之秩序规则。
正是基于此，过往一些地方未经民主授权损害公物整体运营之目的将公物私用——擅自将公园、风景名胜区等部分区域租赁给私人兴办会所、茶室等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排他性利用，所获收益之使用亦脱离财政预算管理之范畴，不仅属于公物管理权之滥用，更是对公众国有公物使用权的僭越侵犯。另一方面则是过度市场化所导致的公共目的难以实现，政府以市场逻辑经营于公共领域，并且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引致市场竞争异化，形成新的市场垄断，进而导致公共资源领域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个人私益与公共福祉之间的多向度冲突和抵牾。
另一方面，政府要承担担保责任，确保公物管理能够由民营主体顺畅执行，特定公共福祉能够顺利实现。关键在于明确主体在公共财产领域的权利与义务界限，基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是个别主体的一己之私利构建一个有效保障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公有产权体系。
